文论丨蔡自新柳宗元永州八记溯源 [复制链接]

汤玉军/摄

柳宗元永州八记溯源

文/蔡自新1

柳宗元永州八记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一组游记文。柳宗元永州十年，留下的游记文二十篇，除了永州八记，均为独立的单篇游记文。永州八记集团式问世，标帜着文学从此有了游记散文这样一种样式。它承接魏晋六朝山水文学发展路径，是唐代文学变革的新声，在此后漫长岁月中，受到历代帝王首肯与士族文人追捧，蔚成中国乃至世界游记散文鼻祖。

一、诗先文后——山水文学发展脉络

回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轨迹，大致从先秦两汉到唐宋时代，诗歌与散文一直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歌咏志，文叙事，寓情其间，是文学描写的基本套路。直至魏晋六朝，以山水为文学摹写对象逐渐兴起，成就于唐代，开启诗先文后的山水文学发展路径。

关于魏晋六朝山水文学兴起，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有着这样的描述：“政治的黑暗腐败与社会的紊乱紧张，使得那些爱自由爱静穆想保持着纯洁灵魂的人们，发生对于现实的厌恶与对于自然界的爱好，由此避世隐居之风气，和对于田园山林生活的依恋，渐渐的在文学内出现了。”2从主客观世界的分析来看，这是很有道理的。但还需要看到此前文学形式演变的助推。

汉赋的唯美取向，至魏晋导致崇尚声律的五言、七言新体诗诞生。陈寅恪说道：“中国入声，较易分别。平上去三声，乃模拟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成。转读佛经之三声，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于是创为四声之说，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四声乃盛行。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为当时考文审音一大事，故四声音之成立，适值永明之世，而周颙、沈约为此新学说之代表人也”3。这是南齐武帝永明七年（公元年），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武帝第二子）会集佛徒做一场盛大佛事。陈寅恪学识渊博，一席话、一段史，点破转读佛经影响新体诗变革的契机。

不过，在南齐萧子良造经呗新声以前的东晋之际，出了一位退隐山林的伟大田园诗人陶渊明。戴建业说：他“既没有屈原的宏伟悲壮，又没有李白的豪放飘逸，也没有杜甫的阔大沉雄，陶渊明以他百来篇诗文竟然赢得了与这三位诗国巨人比肩的崇高地位”4。苏轼甚至认为“李杜诸人皆莫及”5。王国维也说“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6。朱光潜更说“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7。陶渊明人生茨意，想做官就去找官做，不以做官为荣；不爱做官就辞职耕田，不以退隐为高；穷了就去行乞，不以行乞为耻；有了钱就痛快地用，不以此为浪费。逍遥自适，是他卓然独立的高远理想。他的作品既承受着魏晋一派的浪漫，更洗净骈词骊句恶习而趋于平淡自然，脱离高人仙士的玄虚眷念，扑入质朴纯素的山水田园，伫留清平淡雅的美丽自然，酒与诗文，成其灵魂的寄托。他的《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归田园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的田园生活诗歌，在澄明的山水境地散发着自然平淡的清香，成为山水田园诗歌先驱。

南朝百余年，出现为亲近自然山水而“山居”的文人群体。南齐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8。沈麟士“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授学，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9。沈德威“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10。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11。在诸多亲近自然山水的文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是谢灵运、谢眺。谢灵运《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重点表现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爱好，遂肆意游傲，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则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12。他任职地方行政长官，没有把做官当回事儿，经常出游十天半个月，只要听说奇山胜水，他一定会去游览。一次出游始宁、临海一带，从者数百，当地太守疑为山贼，几乎引发祸事。然而，谢灵运的山水诗音宏律整，确实美丽清纯。“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13。“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潆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蓧媚清涟”14。谢眺为永明诗人之雄，其山水写景诗尤佳。“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阁”15。远景近景写法不一，各自曲尽其妙。大小二谢诗歌开了山水风景一派新风，沈约、王融、何逊、萧统、阴铿、庾信等人，都有许多描写山水风景的美篇，聚成山水诗新潮。

唐代是诗歌的盛世，古体律绝，五言七言，体裁完备，创作全黾勉盛，且内容阔大，思潮迭起，派别云立，竞相出彩。以王维为高标，运用诗歌描绘自然山水、田园风光，创造“诗中有画”山水诗境界，包括孟浩然、储光羲、裴迪、丘为、綦毋潜、常建、刘长卿、祖咏等一大批诗人，创作了唐代山水诗成熟期的巅峰之作。王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空山新雨，明月清泉，竹莲摇动，浣女渔舟，多么美丽的山水画面，多么圣洁的清纯世界！《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储光羲《钓鱼湾》：“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丘为《寻西山隐者不遇》：“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十里。扣关无僮仆，窥室唯案几。若非巾柴车，应是钓秋水。差池不相见，黾勉空仰止。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綦毋潜《春泛若耶溪》：“幽意无断绝，此去随所偶。晚风吹行舟，花路入溪口。际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潭月飞融融，林月低向后。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馀钟磬音。”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余干旅舍》：“摇落暮天迴，青枫霜叶稀。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渡口月舫上，邻家渔来归。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寒衣？”祖咏《终南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山水诗作品丰盛，彰显其发展先于散文。魏晋六朝尽管有陶渊明《桃花源记》山水文先声，但至唐初寥寥无几，以致蓬勃兴起的山水诗走在前面，占据了文学发展演变的先机

二、游记散文——古文运动绽放新枝

唐代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十分重要的环节。“降至唐代，古文运动勃兴，‘古文’概念在‘骈散之辨’中始得到确立”16。王水照将唐代兴起的古文运动，看作“骈散之辨”的分水岭。关于此前的散文发展，翟满桂有比较简单的表述：“以《春秋》《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历史散文，和以诸子为代表的哲理散文的兴起，构筑了古代散文发展的第一阶段。起源于两汉辞赋的骈文，经魏晋到初唐，成了畸形繁荣的局面，这是古代散文发展的第二阶段”17。中唐时代以韩愈、柳宗元为双旗手的古文运动，实现了古代散文第三阶段的发展。

汉赋唯美取向，不仅导致了诗歌崇尚声律，也影响了散文追求形式美的骈体化。发展到极致，纯文学的散文风气日炽，辞藻靡丽成为魏晋六朝时尚文风，在朝代更迭之后尤为人们诟病。唐初王通大声疾呼：“言文而不言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18。王通吁呼的主旨是重教化伦理的实用，轻文学的艺术价值。古人文史哲不分，这类声音在唐初修史的李百药（《北齐书》）、魏征（《隋书》）、姚思廉（《梁书》）、令狐德棻（《周书》）、李延寿（《南北史》）诸人均有鸣响，他们整理前朝、检讨兴衰，众口一辞批评六朝奢靡文风，矛头直击政治腐败恶果。《文苑传》《文学传》序文，批驳六朝文学风气，崇扬宗经、尊圣、助教化、切实用的传统文学。“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官商发越，贵于清越；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逸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19。“夫文学者盖人伦之所基欤？是以君子异乎众庶。昔仲尼之论四科，始乎德行，终乎文学。斯则圣人亦所贵也”20。透过对前朝文学诸多不满的严厉批评，唤起当下力行文学变革的新声。稍早于韩愈、柳宗元的柳冕，也为古文运动鼓呼。“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怨，务于诙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丽藻，文多用寡，则是一枝，君子不为也”21。柳冕提出复古的道统文学关系，把文学与儒道合而为一。由于盛唐浪漫主义文学倾向高张，酝酿日久的文学变革滞迟至中唐，韩愈“因文见道”，柳宗元“文以明道”，拯八代骈文之衰弊，宗经复古，张扬道本，力行实践，敢于创新。仅韩柳二人写就古文八百余篇。在柳宗元周围有刘禹锡、吕温、李景俭等人，学术上师从啖助、陆淳（质），人称“啖、陆学派”；在韩愈周围有李翱、张籍、孟郊、皇甫湜等人，史称“韩门”。由于他们团结一大批同道为之努力，古文运动得成中唐时代狂飙，影响旷日持久。其后，宋代欧阳修倡导“文与道俱”，周敦颐则直接提出“文所以载道也”，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反对形式主义作品，主张明道致用，清代章学诚主张文、道统一。可以说，这次文学革命影响上千年，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韩愈极不满意六朝以来的学术空气与华艳无比的文风。他主张思想要回到古代的儒家，文体也要回到那些质朴的经典。“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22。仁义、诗书合而为一，便是文、道合而为一。因文见道，因道造文，二者并重而不分。“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23。“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24。为道而学文，为道而作文，道为主，文乃附庸，不能离开道而独立，只是与道相辅而行的枝叶，是韩愈一再宣称的文学主张。柳宗元反六朝、复古道的理念与韩愈尽同，并且鲜明地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25。为文要明道，而不是仅仅追求文辞华美。“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26。这里的圣人言“期以明道”，就是“文以明道”的意思。这个道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对社会产生有益的作用，就是“明道”的目的。所谓“古文”之体制，简单地说，就是摈弃骈文的偶辞俪句之形式，而以单句散行为文章的主体。这样的散体文字之所以名为“古文”，是因为在骈文流行之前，原有此种体制，如先秦诸子及秦汉的文章。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就是以复兴此种文体为号召。其文体的复古，实际上是文学思想上的儒学复古。韩、柳二人志同道合，互相推重，努力实践写作古文，竞相探讨比肩前行。韩愈写《张中丞传后序》，赞扬地方长官在叛乱中尽忠守城，报国有功，柳宗元也写《南府君睢阳庙碑》，表彰与张巡同守睢阳城的部将南霁云，还写《段太尉逸事状》这样的史传名篇；韩愈有《师说》《进学解》，柳宗元有《师友箴》《晋问》；韩愈有《送穷文》，柳宗元有《乞巧文》；经、史、子乃至碑、铭、杂说等一切有韵无韵之文，都是古文写作探讨的领域。有关“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儒佛之道的辩解，韩柳传承秦汉古文各逞其才，笔墨之犀利，章法之严峻，令人叹绝。更为重要的是，韩、柳二人不仅实践写作古文，而且各自努力开展了创新。

熊礼汇说：“韩文‘务出于奇’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意追求诙诡之美，就是其中的一种。”“他认为古文的作用不但在于明圣人之道，而且还有娱人、自嬉的作用，这是在他以前的古文家没有提过也不敢提出来的观点”27。韩愈古文写作新实践就是创作《毛颖传》，事情发生在元和四年，这是很有意义的时间节点。韩愈《毛颖传》是一篇创新的奇文，面世后一度受人攻击，远在几千里外的柳宗元听说此事则很受鼓舞，支持韩愈写作创新。直到是年十一月，从杨诲之手里索得此书读后，当即写下《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逮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28！毛颖奇伟功能，韩愈欣赏感奋提笔为其作传，用取笑滑稽的方式抒发其郁积的不平之气，让后来的学者奋发激励，有着重要的社会作用。柳宗元充分肯定《毛颖传》“有益于世”，赞扬该文奇诡莫测的审美表现，旗帜鲜明地表彰符合人们审美需要的这一古文。

《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永州八记的开篇之作。纪游时间“今年九月二十八日”，煞尾“是岁，元和四年也。”这个时间节点在柳宗元写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之前。柳宗元永州八记开端与韩愈《毛颖传》创作都在元和四年，这种时间上的契合，彰显了古文运动两位旗手力图突破创新的共同努力。检索柳宗元永州创作轨迹，此前已经对游记文开始了写作探索。翟满桂《柳宗元永州事迹与诗文考论》29，永州八记创作发端之前的元和三年，柳宗元写过《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永州龙兴寺东丘记》《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等数篇因地而记的精短散文，应该视为对游记文门槛的摸索。况且，柳宗元在元和四年上半年之前这个时间段，最大的思考仍然是希冀援引回到长安。《寄许京兆孟容书》《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与杨京兆凭书》《与裴埙书》《与萧翰林俛书》《与顾十郎书》，是这个时段他写得最多的书信。现实是残酷的，这些信如泥牛入海无消息，“八司马不在量移之列”，柳宗元北归之梦破灭，游记文成为柳宗元个人情感、理想抱负宣泄的新园地。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开头一段，“自余为僇人，居是州……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也。”这其实是柳宗元创作游记文发布的宣言书，更是开启游记文新创作的动员令。柳宗元描述攀西山艰辛历程，“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筏，穷山之高而止”，紧接着分享登顶快乐。“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自己盘踞于山顶傲视四野，“凡数州”土地都在坐席之下——实际目测是不可能的，作者创作想象的空间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人生得意须在最高处！这就是不同凡响的柳宗元游记文。与韩愈古文创新比较，柳宗元游记文由于实践更多更巨，由此滥觞而一发不可收拾，终于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宋人汪藻云：“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30。“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将古文体分为十三类：即论辩、序跋、奏议、书记、赠序、诏令、传状、碑誌、杂记、箴铭、颂赞、哀祭、辞赋。韩柳文各体具备，两家写作最多、也最擅长的，是论辩、书记、赠序、碑誌、哀祭等五类文体……近人陈柱认为柳宗元的山水记远胜于韩愈，而碑文则不及韩愈”31。历代有关中唐古文运动议论甚多，柳宗元山水记普遍得到很高的评价。永州八记当为世界游记散文鼻祖，乃不二之选。

三、成名于帝——永州八记名称源流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永州游记文数十篇总体的代称。严格地说，永州八记由《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小石城山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这样一组游记文构成。这一组游记文写作对象，以潇水西岸西山为中心，散落在沿河上行五公里、下行三公里的山水间。根据翟满桂《柳宗元年谱长编》32，永州八记观游写作时间，元和四年有西山、钴鉧潭、小丘、小石潭、小石城山等五篇，元和七年有袁家渴、石渠、石涧三篇。另外，元和五年，有《序饮》；元和六年，有《愚溪诗序》；元和七年，有《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零陵三亭记》；元和八年，有《游黄溪记》《永州铁炉步志》；元和九年，有《湘源二妃庙碑》《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道州文宣王庙碑》；元和十年，有《永州万石亭记》。加上元和四年前的《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永州龙兴寺息壤记》《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柳宗元写于永州的游记文共二十余篇。为何以永州八记作为指代称谓呢？需要作多方面考量。

首先，从版本学的角度看，柳宗元文集整理是永州八记的导向。刘禹锡受柳宗元临终托付，托孤和托编。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刘禹锡堪当重任，两件事都完成得很好，从而成为柳宗元文集最早的整理者。吴文治说，《柳集》卷首所刊刘禹锡序言，对所编柳文内容有三种表述：诸本《柳集》所载刘序柳文“为四十五通”；诸本《刘梦得文集》所录刘序“编次为三十通”；《全唐文》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说“编次为三十二通”33。同一篇刘序，对所编《柳集》的卷数居然有三种不同提法。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说：（《柳集》）刘禹锡作序，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也说：考今本所载禹锡序，实作四十五通，与振孙所说不符。或后人追改禹锡之序，以合现行之卷数，亦未可知。《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所录《柳宗元集》均为三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录则为正集三十卷、《集外文》一卷。清人莫绳孙谓《柳集》“诸本分卷各异，要以三十卷者为最古”，“云三十二卷”，那是包括了“《外集》暨《附录》计之”。刘寿曾也认为“三十卷本最古”。这种见解，与诸本《刘梦得文集》所录刘序作“编次为三十通”说法一致，比较接近事实。

刘禹锡三十卷《柳集》，到北宋时已很少流传。穆修在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一0二三年）刊行的《河东先生文集》，是个四十五卷本，并非穆修首创，他只是校定和重印了“住昔之藏书”。经穆修校定这部《河东先生文集》，用大字刊行。因为它出自穆家，又传是刘禹锡旧物，因而所传最远。沈晦在北宋徽宗政和四年（年）校定刊行《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时，考虑到“大字四十五卷所传最远，初出穆修家，云是刘梦得本”，为校定和刊行《柳集》付出了辛勤劳动。吴文治从至今存世一十九种善本柳宗元文集中考辨34，整理校点《柳宗元集》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出版，是当今柳宗元研究的主要典籍。检索该部《柳宗元集》，全书四十五卷，外集（含卷上、卷下），外集补遗，附录，题柳柳州集后，柳宗元集所收音辩诂训评论诸人名氏。从第二十一至二十九卷，分别为题序、序、序别、序、序、记、记、记、记，柳宗元游记文分别散落在这些序记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永州八记和游黄溪记、柳州东亭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等三篇在卷二十九，这是永州八记集中展示的方式。不过，游黄溪记编排于卷首。

其次，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苑英华》发出永州八记正统声音。宋初，国家社会大局甫定，宋太宗启动规模浩大的图书收集整理工程，李昉、宋白、徐铉等奉诏编撰百科全书《太平御览》，历史资政《册府元龟》，文学作品《文苑英华》，志怪逸闻《太平广记》，合为北宋四大类书。其中，《文苑英华》选材时限与《文选》相衔接，上自南朝梁代，下至五代。作者近人。作品近2万篇，唐人作品占十分之九。柳宗元诗文入选《文苑英华》。查阅《文苑英华》，自卷八百二十三至八百二十七，编为宴游一至宴游七。在这五卷七章中，共收集唐代为主的三十三位作者文章68题（篇），其中柳宗元文章18题（篇），两题（篇）以上的作者，元结5题（篇），白居易4题（篇），权德舆4题（篇），独孤及3题（篇），符载3题（篇），穆员2题（篇），皮日休2题（篇），杨防2题（篇）。前有按语：“此集，大率篇目各以类分。而此巻，自巻首《始得西山宴游记》以下，至《小石城》凡八首，皆藂杂其名，盖柳宗元一时之述也。观其词防次叙，累如贯珠，故不可漏略一题而差其先后也。因専命其门曰‘宴逰’，仍冠宴逰部之首”35。在编次为宴游一的首章中，将“始得西山宴游记一首，钴鉧潭记一首，钴鉧潭西小丘记一首，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一首，袁家渴记一首，石渠记一首，石涧记一首，小石城山记一首”等八篇归于宴游类，冠于该章，亦为该集之首。这是柳宗元永州八记最早出处。该章另外列入的六篇：“溪谷丘（类）：右溪记一首（元结），新安谷记一首（穆员），游黄溪记一首（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一首（柳宗元）；园圃（类）：菊圃记一首（元结），襄阳张端公西园记一首（符载）”。游黄溪记虽然以游记文列入该章，但被择出宴游类，归入溪谷丘类。在皇家钦定的《文苑英华》中，编撰者理直气壮地宣称，永州八记是一个整体，“词防次叙，累如贯珠，故不可漏略一题而差其先后也。”

根据吴文治对柳宗元集版本的考察，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年）穆修刊行四十五卷本《河东先生文集》，但比《文苑英华》雍熙三年(年)成书时间晚了近四十年。由此可知，《文苑英华》的编撰者应该看到过比穆修本更早的柳集。《文苑英华》初为皇室宫廷秘籍，直到南宋才将其推向社会。南宋孝宗时，丞相周必大(—年)奉旨对《文苑英华》秘阁本进行校正，发现不少问题。因政务繁忙，他无法一一考证修正。周必大直到告老辞官以后，与胡柯、彭叔夏对该书再一次校订，以私家力量独立承担刊刻印行。周必大在刊行序言中写道：“今二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闽蜀已刊，惟《文苑英华》士大夫家绝无而仅有。盖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间存一二，是时印本絶少。虽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他如陈子昻、张説、张九龄、李翺等诸名士文集，世尤罕见。修书官于宗元、居易、权徳舆、李商隐、顾云、罗隐軰或全巻收入。”南宋时柳集版本很多，周必大在对《文苑英华》校订后，肯定了柳集在类书中已经“全卷收入”。《文苑英华》作为皇家钦定的选本，以正统的方式发出了永州八记声音。

再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永州八记得到了自上而下影响力推加。《文苑英华》最初作为宋代皇家钦定本，自然会受到后来历代帝王君主青睐。清高宗乾隆题署御选《唐宋文醇》，就有《文苑英华》的影子。明代茅坤选韩愈、柳宗元等唐宋八位文学家的散文编辑《唐宋八大家文钞》，清初储欣在此基础上增补唐朝李翱、孙樵的散文，编为《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乾隆帝认为储欣的取舍标准和观点都需要推敲，下令对此书重新编辑。允禄主持，张照、朱良裘、董邦达等儒臣参与编辑，该书编成后定名《唐宋文醇》。全书五十八卷，共录唐宋十大家散文篇，各家文章书、序、论、记等分类编辑。书中还采录各家评语，并引用正史或杂说加以考订。卷十八存柳宗元永州八记文章，编次如《文苑英华》，《游黄溪记》放在后卷之中。卷十八篇末有原编者评：“郦道元水经注，史家地理志之流也。宗元永州八记，虽非一时所成，而若断若续，令读者如陆务观诗所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绝似水经注文字，读者宜合而观之。虞集曰：公之好奇，若贪夫之笼百货，而文亦变幻百出”。此等评说得到爱新觉罗弘历保留，“永州八记”之说承袭了宋太宗的首肯。

关于韩醇注“为记凡九”的自身矛盾。日本学者户崎哲彦认为，“九记”之说法在日本的出现，是从清水茂《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中，引用世彩堂本廖莹中辑注《河东先生集》（原刻南宋·咸淳年间[—]）的注解：“自《游黄溪》至《小石城山》，为记凡九，皆记永州山水之胜。年月或记或不记，皆次第而作耳”。这在日本汉学界引起极大